贞观二十年，十一月。

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，他下了一个诏令。

凡举行祭祀，表章奏疏、藩国来宾、调动兵马、宫中值宿警卫人员用鱼符要求供给驿马，授予五品以上官职及其任命、解职、判处死罪，均须奏明朕外，其他事务托付皇太子处置。

这是李二的放权，同时也是他磨练李治的一场考验。

李世民的决定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但也算是意料之中。

皇帝的病情并非秘密，太子的能力也逐渐得到了认可。

诏令颁布后，李治真正开始站在了帝国运转的最中心。

政务如同潮水般涌向东宫。

批阅奏章、接见大臣、听取各地汇报、做出决策……李治变得异常忙碌，常常挑灯夜战至深夜。

他努力消化着父皇多年积累的治国经验，谨慎地处理每一件事务，遇到难题时，他会先去请教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宰相，有时也会召冯仁商议。

冯仁的角色变得更加微妙。

他不仅是皇帝的医官，太子的老师，更成了连接病榻上的帝王与逐渐掌权的太子之间的一道特殊桥梁。

他需要敏锐地把握分寸，既要协助李治平稳过渡，又不能越俎代庖，引起李世民或其他朝臣的不安。

甘露殿内，李世民似乎真的放下了一些重担，静养的时间多了起来。

但他的精神并未如预期般好转，反而时常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躁和低落。

身体的疼痛和无力感不在提醒他时间的流逝，这对于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而言，是比疾病本身更残酷的折磨。

他有时会长时间地凝视着殿外灰蒙蒙的天空，或是摩挲着腰间那枚伴随他半生的玉佩，沉默不语。

偶尔，他会向冯仁问起李治处理政务的细节，听完后或微微颔首，或轻叹一声，不再多言。

“先生，父皇他……近日似乎心事更重了？”李治在处理完一批紧急军务后，询问冯仁。

冯仁叹口气，“陛下的心结还是在高丽，毕竟他征战一生第一次在外邦面前栽跟头。”

李治稍稍安心，但眉宇间的忧虑未散：“孤只盼父皇能安心休养，龙体早日康健。”

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
贞观二十年末，就在朝廷上下逐渐适应新的权力结构时，数匹快马带着北疆最新的急报，冲破了长安城的宁静，直抵宫门。

这一次的消息，远比上一次更加惊人。

安北都护府副都护，阿史那忠联同数名突厥降将，突然发动兵变，软禁了都护阿史那思摩！

他们打出旗号，指控阿史那思摩“残害同族，媚唐求荣，断绝突厥生计”，声称要“清君侧，复旧制”。

几乎同时，夏州都督乔师望的加急奏报也到了。

奏报称，被软禁的阿史那思摩秘密派心腹冒死送出求救信，信中所言与阿史那忠的指控截然相反。

阿史那思摩声称，他近期已察觉部分部落头人与麾下将领勾结，似有异动，正欲采取怀柔措施安抚并密报朝廷，却反遭阿史那忠等人先发制人。

阿史那忠等人兵变后，并未如宣称那般“复旧制”，反而开始大肆排除异己，强征各部青壮，加固城防，其意图不明，但绝非善类。

乔师望已紧急调动夏州兵马戒备，并请求朝廷速派大将、重臣前来主持大局，以防事态彻底失控。

消息传到宫中时，李世民正难得地小憩片刻。

王德和内侍们不敢惊扰，先将急报送到了东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