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台下，仿佛很满意自己制造的关注度：“刚才听了李卫民同志的发言，很受启发。但我想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——我认为，当前文学创作最大的问题，不是技巧不足，不是生活不深入，而是思想不够‘红’，不够‘纯’！”

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。

会场里顿时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声。

不少人皱起了眉头，包括前排几位老作家。

在后面的方舒、刘佳等几个女生也露出错愕的表情——她们刚才还沉浸在李卫民质朴真诚的讲述里。

郑国祥似乎很满意这效果，继续高声道：“有些作品，看似写得生动，人物鲜活，但在根本立场上存在问题！比如李卫民同志写的《棋王》，写一个知识分子在农村的所谓‘痴迷’和‘个人追求’，通篇都是个人情绪的宣泄，完全看不到集体主义的光辉，看不到贫下中农的崇高品质对人物的改造！这种作品，写得再生动，也是方向性错误！”

他的手臂用力挥动，眼镜片后的眼睛闪着锐利的光：

“我认为，文学创作必须坚持‘三突出’原则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，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，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！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！可现在有些青年作者，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影响，搞什么‘人性复杂性’‘内心矛盾’，这完全是误入歧途！”

说罢，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看向李卫民，仿佛李卫民犯下了天大的错误，应该立马拉出去枪毙。

台下鸦雀无声。

许多人的脸色变得复杂。茅盾先生微微蹙眉，手指轻轻敲击着座椅扶手。

巴金先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严肃的沉思。

李红英在台下焦急地看向李卫民，又看向台上咄咄逼人的郑国祥，手心都捏出了汗。

冯冀才则紧抿着嘴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